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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将生命延长——专访104岁著名作家马识途
发布时间:2018年10月25日 10:03:09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金 涛

  

马识途在书法展现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马识途

  马识途部分作品

  闻道乐 马识途

  1、我只是写字的,书法是兴之所至的随意挥洒

  记者:马老您好,能在您的书法展在京举行之际做此专访,亲耳聆听一位革命前辈、世纪老人的心声,感到非常荣幸。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书法与文学创作两方面。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在北京举办书法展的基本情况。

  马识途:这次在北京搞书法展,是因为我的《马识途文集》刚刚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提出,我这么大岁数,104岁的老作家了,希望我来北京开一次会,办个书法展。我岁数很大了,一般不大参加外面的活动,但是这样一个会我还是决定要来。从成都坐高铁过来,感觉很好,一路上身体觉得还可以适应。书法展是在一两个月前,中国现代文学馆提出让我准备书法作品。我把原来的书法作品和新作梳理了一下,有150幅的样子。

  记者:这次展品中新创作的书法作品大概有多少?

  马识途:新作我没有数,大体上不到一半。2014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搞过一次书法展,也是有150幅左右。这次和上次的不完全一样,内容有变化。

  记者:书法风格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上次有一些象形字书法,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马识途:上一次展出的书法,王蒙他们都很欣赏。这一次展出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这样的新内容,以及为纪念建党97周年我写了一些诗词,另外写了一些关于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及我歌颂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我的书法不是单纯艺术上的表现,而是“书以载道”,这是我从事书法创作的一个根本原则。我之所以搞书法,就是用书法来做文化的载体,我们国家、我们党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有所感觉,就写上一些。这一次新作比较多,都是有感而发。

  记者:您日常怎么练习书法?每天都写一些吗?

  马识途:我从小就学习隶书、汉碑,学了80年,一直没有真正掌握汉碑的神韵。我的书法就是休息之时兴之所至的随意挥洒,因此我从来不自称书法家,我只是写字的。我其他工作也很多,有点空闲,就把书法作为自娱,比如每天午睡后有空就写上几幅,或者有人邀我写字,我就写一点。我的字不拿来卖钱,不做交换,我送给人家也是自己愿意。因此我没有进入到书法市场里面,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不了解。我完全是作为作家、文化人,喜欢写点东西。

  2、我的传世之作一本都没有,我仅仅是为革命呐喊过一阵

  记者:您16岁出川入京,104岁再入京城,是不是会想起第一次入京时的情景?有什么感想?

  马识途:你这个说法不大准确。我不是16岁入京,104岁再到北京。我在北京时间很长,16岁到北京上学,后来到北京的机会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北京做过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作原因常过来。这一次也是我来北京的许多次中的一次。

  16岁我从四川考到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地点就在中南海附近。本来想在这里好好读书,然后考北平大学(北京大学),但一年后就碰到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东北,后来他们的飞机还在北京的上空示威。当时同学们都非常气愤,在北京参加了一些街头宣传活动。1933年,日本人的部队从天津到了北京附近,大家纷纷南逃,我从北京坐火车,准确说是爬火车,爬到火车顶上去,逃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接着上中学,后来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以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救国,所以考中央大学时,我报的是工学院,学化工,当时想学做炸药。一年多后,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这些人纷纷走进革命阵营,在那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参加了党组织。1937年的12月南京大屠杀前,我离开南京到了武汉。

  记者:您最初的理想是工业救国,后来虽然开始了文学创作,但因为革命需要,文学被搁置,成了职业的革命家;“文革”期间,又受到文学的牵连被批判……一路走来,您怎么看待文学?文学在您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马识途:严格说起来我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我的志愿是革命,入党以后就准备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当职业革命家。后来一直做地下党,没准备搞文学。一直到1941年,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我的爱人牺牲了,敌人到处追捕我。那时党的南方局让我到昆明隐蔽,在那里长期埋伏。到昆明干什么?我就考虑上西南联大。我在南京已经读过大学,考西南联大没有问题。而且当时我的任务不是去上学,而是长期隐蔽继续做党的工作。我先考了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学了两年外国文学。因为国民党规定外文系的学生到了三、四年级都要去做美国空军的翻译员,而我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党的工作,当然不能去当翻译。因此二年级结束后,我转到了中文系。当时外文系和中文系差不多,很多是相通的。所以我只用了两年功夫就把中文系的科目学完了。

  这期间接触了一些大师,“剽窃”了点创作方法,有了一些科班训练,因此就开始学写东西。但这都不是主要工作。后来我被调去滇南准备打游击,然后又调回四川,到成都来。这期间我所写的东西统统烧掉了,因为地下工作规定不能留下片言只字,还要改名换姓。所以我那时学来的文学非常表皮,也没有将文学作为主要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从政了,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也做过中科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这些跟文学是没关系的。

  一直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老作家沙汀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这样我写了一篇回忆性的《老三姐》,发表以后,《人民文学》杂志发现并转载了。当时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像邵荃麟、张光年,他们就说,这个作者看起来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文字有特点,因此就让我到北京,说服我写作。我是搞政治的,但是他们讲,老革命能够写东西的很少,而你刚好既是老革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比较好的文笔,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说,无论如何,你当你的官,但同时要写作品,文学能把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这个事你总干得了吧?我说既然能把生命延长,我当然能干,因此就写了。

  后来《人民文学》杂志不断派人来找我。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他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社派出的,经常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来要稿,而是听我摆龙门阵。我每讲一个故事,他就说,这个好,按这个写出来就行了。连续在《人民文学》发了好几篇文章。当时也没想着要成为作家,结果几乎每篇文章发出后在全国都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要稿。中国作协吸收我进入作家协会,发了会员证。这样我就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业余作家。

  我一开始写作是被迫的,人家催稿,没办法,只好抽点时间来写了。到后来就是我自己想写,由被动到主动,真正像一个作家在写作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时候,过去很多的革命往事,许多牺牲的朋友,我牺牲的家人,他们常常到我梦中来,要承担我创作里的某个角色。既然他们这样呢,我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这样我就变成了革命的文学家。实际上我是以革命工作为主业,将文学作为附带的职业。我不是真正的、专业的作家。由于我担任领导工作,事务很多,所以没有时间研究如何把作品写得更好,只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写。我现在要说,我的作品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得到读者青睐的、比较上乘的不多,精品的传世之作一本都没有,我仅仅是为革命呐喊过一阵,把我自己的心声做了一些表示。

  3、写出四川人的幽默,这些东西非常宝贵

  记者:最近看您的《找红军》《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百岁拾忆》,既能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与您独特的生活经验,读起来非常新鲜,同时又感到,阅读您这些写于几十年前的作品,竟然没有什么隔阂,您的文字并不因时代与革命色彩而带有太多的局限性。另外对比《夜谭十记》和《百岁拾忆》,发现里面有些事情,尤其是一些细节,是共通的、相似的。《百岁拾忆》是写实的散文,《夜谭十记》则是引人入胜的小说。其他如您的《清江壮歌》《找红军》等,虽然是小说,但后面都能看到您生活中的影子。在小说创作中,您如何把握写实和虚构的关系?

  马识途:我在西南联大时得到过一些科班训练,有点写作的基本功。你说的写实和虚构,在我看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能想到什么、经历过什么,我就写什么,无所谓真实和虚构。一个作品里头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必要的艺术上的加工呢?那当然是需要的。既然是作家,既然要写作,总要遵循艺术上的规律吧?这个规律也就是你们说的虚构。实际上,我是把艺术的功能放到具体的革命经历上,这样联系在一起。我就是写一段一段的生活,就这么写下来了。

  记者:在文学创作上您受哪些作家作品影响比较大?

  马识途:很难具体地来说到底受谁影响。我是四川人,四川人有自己特殊的语言、风格和习惯,比如说幽默等。他们都说我的作品里带有四川特色,这实际上就是四川人性格,习惯,一些生活方面的情节,我都理解,所以能把它写到作品里去,而这些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在我看来,之所以大家说我写得很有意思,实际上就是在四川长期生活以后,耳濡目染,我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写到作品里头来了。我的作品有一些特点,大概就是四川人的幽默,还有四川的风俗习惯这些方面。

  记者:近年来文艺界创作了不少反映革命、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缺乏现实基础、胡编乱造的作品,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抗日神剧”。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马识途:说起抗战文学的问题,我一直有看法,而且在很多场合都谈过。抗日战争是中国最关键的一个转变时期,战斗非常激烈,牺牲很大,应该有反映中国抗战的大作品,好作品。但是说实在的,我好像还很少看到真正能反映中国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的优秀作品,我觉得少。相反有一些写得简直不像样子,乱编一气,闹些笑话,我觉得是不好的。我对谍战剧这个说法是反对的。什么叫做谍战剧?中国的革命斗争完全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我们并不是像外国的间谍,搞什么美女计、美男计,我们是实实在在地从事革命活动。这样写才叫做革命斗争的故事,而不是抄袭外国的那一套。我说我从来没写谍战剧。我写了一本《没有硝烟的战线》,已经出版,正在拍摄电视剧。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革命斗争的过程。所以在抗战文学方面,作家还有很多欠缺。应该把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也没写,我只写我革命活动的一些内容。

  记者:据说您曾两次见到鲁迅先生,当时是什么情形?鲁迅先生对您走上文学、革命道路有什么影响?

  马识途:这一点我要纠正一种说法,我从来没有见过鲁迅,我和鲁迅没有关系,但是我看到过鲁迅。一次是鲁迅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那时我在北平大学附中,我和比较好的几个同学一块去听他讲演。他讲完马上就走了。我那时是个学生,不可能去见他。第二次是鲁迅去世。我们当时对他很崇拜,也去悼念他。我那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思想已经进步了,专门跑到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我在殡仪馆里确实看到他了,当时还照了相,这就是第二次。鲁迅思想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当时他经常在上海的《申报》这些报纸上发表杂文,对我们学生很有影响。他都是用化名,发出来以后我们就猜报纸上哪一篇是鲁迅的,大家一起读。鲁迅的杂文非常精彩,对我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怎么能活到104岁?我就两个字——乐观

  记者:能谈谈您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吗?现在很多人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您对闻一多等西南联大的先生有什么印象?在您百岁时,曾在《光明日报》发文谈您的百岁梦想,忆及当年与飞虎队队员的交往,你们的友谊现在还在持续吗?

  马识途: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是我们老师,我和他的关系比较深,因为我做地下党时,他的几个侄儿就在我的领导之下。后来我跟闻一多说起他的侄儿,他就知道我的真正名目了,知道我肯定不是一般的学生,和我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他后来是民盟负责人,我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们政治上的往来也多了。他的学问,我上课听了一些,但他说,有些东西可以不要听,会给我留10分,他知道我干革命工作要搞自己的事情。至于一些大教授我也有往来,因为在中文系、外文系,很多著名作家的课我也去听,个别的有一些接触。

  说到飞虎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实是很好的。几十年前我们和美国一般的大兵已经结成很好的朋友,非常熟悉,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我们领导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飞虎队的几个队员结成密切的关系,每两个星期要聚会一下。他们当时想了解华北抗战的情况,说在美国没人报道,我们就把新华社的文章翻译成英文,他们再发回美国,因此他们很高兴认识我们,对我们很敬重。一直到1945年他们回美国前,我们还介绍他们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又把他们介绍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请他们吃了饭,谈了话,谈得很清楚,毛主席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所以他们回去以后还组织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活动。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拿着当年的照片来中国找我们,到处找,找不到,因为抗战时我们全部用的化名。后来我的几个同学,也是党员,有的做了大使,有的做了世界银行中国代表,这批人和他们有了接触,往来逐渐亲密。此后有两个飞虎队员专门到成都找过我。60年过去了,当年的飞虎队员迪克提出,是不是再回到昆明聚会一下?分别60年后,他90岁了,坐轮椅从美国到了昆明,我也赶到昆明和他聚会。他就是要回到原来我们在一块战斗过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和我们的子女,有的在美国也结成了朋友。前年他们的后代,包括孙子辈的,专门又到成都来看望我。

  记者:在您一生当中,从入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但同时也有私塾学习的经验;既听父辈教诲耳濡目染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在青春年少时的战火纷飞中接触到西方自由、博爱等思想。对您来说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各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识途:东西文化各有各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我从6岁入私塾就开始读《论语》,读诗词,当时就教我们这些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我脑子里。我专门出过一本诗词集,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诗词学会,直到现在还作诗作词。我觉得中国文化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深厚。外国的文化要不要呢?外国有很多先进文化,像科学技术这方面,也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吸收。

  记者:您的父亲很重视教育,您接受的教育形式也是多样的。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马识途: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教育一点都不懂。但是中国的教育要进行一些改革是肯定的。

  记者:您1938年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望您入党宣誓的场景,至今读来都打动人心。作为职业的革命家,看着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一步步走过来,发展得越来越好,您有什么感想?

  马识途:我充满着希望,相信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好,虽然我不一定看到很多了,我已经104岁,但是等到党的百岁大庆,我还想参加。相信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强国。当然这条路上还是要不断地求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相信我们党有能力克服困难。我一直是乐观地看待我们国家的前途。

  记者:现在手头正在做什么事情?在您百岁时曾说想写一本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现在情况怎样?

  马识途: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写了很长的时间,马上要出版了。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夜谭续记》,已经写完给出版社了,还是十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旧社会千奇百怪的事情。这两本书,我最后的两本文学著作,希望赶快出版,这是我的愿望。

  记者:您现在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清晰,百岁以后还能著述不断,在锻炼身体锻炼思维方面有什么心得?

  马识途: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能活到104岁?我说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说我就两个字,乐观。任何压力我都可以承受下来,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一点跟长寿很有关系。

  厉害了,老爷子

   金 涛

  马识途为《中国艺术报》题字  孟祥宁 摄

  “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诗书不算穷”“能耐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马识途书法展开幕式上,著名作家王蒙引用两副对联,内容虽不是马老原创,却写出了马老的精神。这两副对联,是马老100岁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书法展时书写的。104岁了,马老不仅推出了厚厚的18卷本《马识途文集》,还亲自坐高铁从成都赶到北京,又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书法展,他说:“我现在吃也吃得,睡也睡得,走也走得,还写得,要继续写东西。”对于马老这种乐观的心态、旺盛的创造力,85岁的王蒙不禁感慨:“厉害了,老爷子。”为祝贺老爷子书法展举办,开幕式上,王蒙赠送了一副书法对联,“识过人间风雨,书生志义,亦文亦武;途经天下坎坷,老马胸怀,能饭能书”,概括了马老传奇的一生。私下里,王蒙说又给老爷子准备了宁夏滩羊皮的褥子,希望能“暖老前辈之身,暖老前辈之心”。

  开幕式现场,马老介绍,因为来京前几天在家摔了一跤,只能坐着轮椅发言,“不能站起来讲话,有点不大礼貌”。马老说,他现在身体状况不错,能吃,能睡。每天晚上到了9点钟一定睡觉,而且不过5分钟就睡着了。这些年,癌症两次向他发起进攻,头一次癌症被打退,他牺牲了一个肾,自嘲成了“孤圣(肾)人”。后来,阎王又派人来请,他就叫带话回去说:“阎王请我我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看他把我怎么地。”结果阎王派了个来宾,住在了他的肺上。医生对此很为难,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开刀,又不能化疗。马老却说,他要和癌症赛跑,一定要把手头的《夜谭续记》写完才走。结果,《夜谭续记》完成,再做检查,肺上的阴影竟然不见了。他笑言:“阎王跟我打仗,落荒而逃。”

  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主任慕津锋引荐,马老在京期间,记者很顺利约到了马老的专访。采访前,为了补课,特意找来马老的著作阅读,拿起就有点放不下了,感叹马老作品超越时空的魅力,虽然多是旧社会的故事,但并不因时代性与革命色彩而产生隔阂,今天读来依然津津有味,引人思索。有感而发,我的采访提纲就列了长长的十几个问题,一千多字。传给老人家后,内心很是忐忑,给一个104岁的老人提这么多问题,合适吗?这次专访,为留存宝贵的采访资料,报社还特意安排了摄影、摄像,这给马老又增添了额外负担:回答问题时,马老一边与记者交流,一边还要根据镜头做调整。对此,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但整个采访下来,马老应对自如,没有感觉出身体上有任何不适。

  采访时,马老还为我纠正了两处“错误”,或者说是提问时两处表达不准确的地方。一处是“16岁出川入京,104岁再入京城”,马老说,他这次不是“再”入京城。其实,之前翻看马老著作,知道他多次来北京。印象很深的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已在香港的马老带领撤退到当地的地下党员前往北平向中央组织部报道。但是在提问时,我的用词却不够精确;第二处错误,是请他谈两次“见”鲁迅的感受。马老说,他没有“见”鲁迅。想来“见”有拜见之意,容易引发误解,马老特意更正。马老思维的清晰,表达的严谨,令人叹服。

  采访结束,抓住难得的机会让老爷子题字。2011年第八次作代会时,马老曾为《中国艺术报》题字:“为天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这次,马老接笔在手,稳稳地在签名本上写下了祝福:“中国艺术报,越办越精彩”。

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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